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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遭遇熟人性侵,如今我仍无法把这件事告诉妈妈 | 三明治

Nefelibata 三明治
2024-10-01



在七月的短故事学院,Nefelibata讲述了自己童年时遭遇熟人性侵的故事。每次进入她笔下那个空间时,我都深感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心里的深渊时的无力,想要跨越屏幕给她一个真实的拥抱。而我能做的,也不过是陪她走过这漫长痛苦中的一小段路。
熟人性侵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遍而隐秘。2020年,“女童保护”统计了中国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数845人,最小仅1岁。熟人(即教师、亲人亲属、邻居等)性侵占比74%。然而,曝光出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经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比7,这意味着,一起性侵儿童新闻曝光的背后,或许意味着已经发生了7起案件。
我很感激小Ne勇敢地写下了这段经历,也为她终于能够完成书写而感到高兴。每一个找到自己的语言来说出痛苦之名的人,都将不再只是痛苦的囚徒。我想Ne的故事,也会帮助很多有过相似经历的幸存者找到语言,夺回自己的声音。
如果我们仍无法坦然地谈论自己的身体与性、没有足够去拆解性暴力发生的机制和其背后的文化、继续纵容或漠视社会中对受害者的苛刻与羞辱,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停止,扼住受害者喉咙的压力便会一直存在。看见幸存者的经历,听到幸存者的声音,审视我们自身的经历与环境,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中去反思、改变,支持身边遭遇过类似经历的朋友,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文 | Nefelibata
编辑 | 恕行
 

创伤预警:本文含有性侵相关内容,若引发不适

请根据自身情况暂停阅读或观看。



你也问过你的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吗?或许大失所望地得到了“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种中国式标准回答吧。


记忆中,我从没问过妈妈这个问题。

我最近又开始练琴了。听到某段时间经常弹的旋律时,常常会有穿梭时间轨道回到那一刻的坠落感。因此我从不弹《献给爱丽丝》——据说其原名本应是《献给特蕾莎》,是整理者弄错了。真实性待考,但总叫人觉着爱丽丝凭空得到了一份不属于她的馈赠。

谁知道她想不想要呢。

那个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下午,耳朵装满了《献给爱丽丝》的我,也得凭空得到了一个答案,关于一个还没来得及好奇的问题。



01

故事要从我有一个表姐说起。表姐比我大六个月,这是使妈妈和三姨放心我俩没抱错的有力证据。自打我出生,三姨觉得我样貌肤色性格样样都像她些,而表姐则样样都更像我妈妈。妈妈的亲姐三姨,大她三岁,与她一个被窝长大,三姨说一妈妈绝不说二。而我和表姐,与母辈的关系颠倒,我才是说话好使且被照顾的那个。不管我下雨后把她推进了小水坑,还是半夜睡觉踢被子把她踢下床,我都不曾受到责罚。我们也从小一起长大,两条缠绕着的线一般,平行且相交。数学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这世上倒是天天发生。

四岁,或者五岁,在舞蹈、美术、珠心算之余,我又开始学钢琴了。很落俗套地,两个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总是在大人明里暗里的比较中长大的。表姐也开始不得不面对“do-re-mi-fa-so-la-ti”了。

千禧年交际的那几年,两个家庭也随时代浮浮沉沉,从三姨穿我妈的旧衣服,变成了我妈穿三姨的旧衣服。表姐家比我家多了一架钢琴,黑色的Nordiska,可亮堂。可惜表姐并没有学多长时间,而她爸爸,我们都只叫他张叔,无师自通地能轻松弹一首《献给爱丽丝》。

俊男美女,小孩子眼里最简单的相配标准,谁都不可惜谁。而张叔和美女三姨,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可惜。我试图寻找一些让等号平衡的东西:可能是张叔会弹钢琴吧;也可能是张叔老实又脾气好吧,如同家人们总说的那样。反正在我家拥有一架钢琴之前,我便经常去她家弹琴,张叔则作为看管我们练琴的监督者。
 


02

这座北方小城的夏天短得可怜,一年不过有几个热得难熬的日子。碰巧那阵就赶上了,窗子大敞着,门也大开着。钢琴并非我的长处,看看我那被妈妈撕掉又粘上的琴谱就知道了。那必是一个又一个想要快进的下午。谁知道呢,监督者自己倒是快活地弹起他的名曲,并没有很严肃地看管我们。表姐回了她的房间,我也因此得到了“歇会儿再弹”的短暂快乐时光。

音乐声毕,休息很快变成了另一种学习,一种我以为大家都要靠其他大人教会的实践,就像妈妈教我“万事要靠自己”,爸爸教会我“菠菜煮久了会有毒”。这种学习,倒是真的实践性极强,监督者的手指伸进我的内裤。身体立刻得到一种新奇的体验,麻酥酥仿佛通了电流,又有点像憋尿时忍不住打激灵。

我向“监督者”汇报自己的感受,听着他如耳语般的指导:
 
“那就对了,很舒服,你不是真的想尿尿。”
“那我们去尿尿吧。”
“你看你尿不出来嘛,我没有骗你。”
“再来让你舒服舒服吧。”

我看着客厅、厨房、卫生间三道门在微风中虚晃,白花花的。连买五毛钱的辣条都会和我平分的表姐在做什么呢,我好奇着。

还有一些日子,或许就是那天,或许不是,我们的学习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丰富,用现在话来说叫多媒体教学。DVD机播放着两个交错的人,以及一些初次听来有点像牲口的叫声。

“这就是你妈妈为什么会怀孕,你为什么出生。”
“你爸爸妈妈晚上也会这样的,我和你三姨晚上也会这样。”
“你不信晚上来我家睡,就能听到你三姨叫了。”
“你这里以后也会长大的。”
“你要摸摸它吗,它叫小淘气。”

我眼里进了白色液体粘腻在他手上的画面,嘴里进了一个舌头,脑子里进了一个要在这里留宿一晚以探求真实性的念头。

那天晚上,牲口一样的叫声在黑夜里附上了三姨的身,果然,他没有骗我。所以我不能将我们的秘密讲出去,因为大家都悄悄地在黑夜中变成牲口,在白天被教导如何在黑夜变身。



03

我对自己进入了大人构造的秘密网络感到刺激,同时又对这个网络感到困惑和不解。因为一切都没有变化,除了我支离破碎的记忆。

彼时妈妈忙碌于生计,爸爸忙碌于猜中当日的福利彩票,一个又一个周末与寒暑假我都与表姐厮混在她家。这也给了我很多一边默声观察一边学习的机会:原来大家一同去姥姥家吃饭的时候都避而不谈晚上的事情,原来面对一个人便要扮演好这个空间需要的形象。

我尤其注意观察张叔和三姨:当“大美女”三姨需要赞美时,张叔总是能及时点头,补上几句贬低自己的话;当“好妻子”三姨在众人面前夸赞张叔多听自己话或者多聪明时,张叔总是以羞怯的笑容作为回答;当“好母亲”三姨责怪表姐“都随你老张家了”时,张叔也总能立马站对阵营附和着,“你妈说得对”。

这实在有些难,一开始我总是粗拙得很,夜晚泄漏了许多不曾被注意的秘密。有时我在梦中,在一座仿佛烧着铁的红彤彤的房子里喘不上气;有时我在梦与现实交界,突然起来大叫,起来刷牙,一次甚至还弹了会儿钢琴。在我睡前,爸爸总是担心地来调整我手的位置,确认好我的手没压在胸口便如释重负。而妈妈每天自己的睡眠都只余几个小时,能做的只有每个清晨离开家时在我脸上轻轻地亲吻几下。

在表姐家,这自然成了新奇的笑话。“她突然坐起来,大叫一嗓子,我要吓死了!但也比之前突然走了一圈好。”表姐早饭时在为我前一晚的“罪行”惊魂未定,什么都不记得的我有模有样地随着三姨和张叔大笑。

很多时候,我如同入戏的演员,模糊了表演和真实的界限:当三姨开了个玩笑,一次又一次问我和表姐和她在一起是不是很开心的时候,我欢快地点头;当三姨让初次见我和表姐的大人猜哪个是她女儿时,我以羞怯的笑回应大人们指向我的手和三姨说的“都是我姑娘”;当三姨让我同表姐一样用亲吻迎接劳累一天的张叔时,我也附和着去亲那张脸。

也有很多时候,我和表姐只是真实地享受着慢慢长大的时光。我们的快乐从往一栋楼每家每户的钥匙孔上插上几根小葱,到望着橱窗里精致的芭比娃娃。我们似乎确实长大了些,耐心地梳理娃娃的头发,给她们换上看起来最高贵的套装,再小心翼翼地把她们放到书架里。她们香喷喷的,没有泥土和葱的味道。

我也许比表姐更喜欢这些上天的宠儿一些。有时我独自很早起来,和她们玩耍。不太一样的是,我会用力把她们漂亮的衣服脱掉,将她们摆在地上,然后沉浸在我完全拥有她们、随意践踏她们、并让她们连连求饶的想象中。那是我与她们的小秘密。



04

我上小学那年,表姐家搬去了一个更大的房子,格局更复杂,从客厅到表姐卧室的路也更曲折。白色的沙发,经典的老式三组,倒映在有点发亮的地板上,那么干净。

不知是哪一天,我与张叔在那干净的白色沙发上坐着,他靠近我,像往常一样用仿佛含着口水的低语问道,“要不要舒服舒服。” 舒服,每一个字都带着儿化音,听起来很想让人纠正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我听到自己站起来,说了句“不”。就像电视剧里那些美满的大结局一样,这部名为“他教我人是如何出生”的电视剧结局了。不同的是,一般故事里的主人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张叔也从此过上正常的生活,而我从此过上假装正常的生活。相同的是,这一切都没什么逻辑,没什么讲得通的“因为”“所以”。

在我升初中时,妈妈去了张叔的公司管账。三姨说生意越做越大,还是家里人管钱放心。小学时那无限拉伸的时光到了初高中仿佛被压缩了一样,我们两家依旧周周在姥姥家相聚,但对着三姨热情的“周末来我家住呀”的邀请,学习逐渐成了我无需说出口的拒绝理由。我紧紧依附着“学习”这棵结实的枝蔓,倒计时着爬出这座小城的那天。

不管是厌食到每一口都计算着卡路里,还是又暴食到饭后独自机械地大口吞咽掉整个冰箱,都没有停止我倒计时的节奏。我如愿以偿地去了和这里完全相反的南方,表姐则在高中未结束时就被三姨安排去了更遥远的南半球读书。当时的我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这破旧的,不堪的一切,开始了崭新的,不同的人生。

大学后的第二个寒假,姥姥走了,那之前她在重症监护室的日日夜夜,都靠着三姨的钱包为继。我回到这座吐口痰都会在半空凝结成冰的小城时,她的后事早已结束。我是她走后一周才通过三姨发的朋友圈知道的。妈妈只是说,你们也帮不上忙,知道了也怪伤心,早知道晚知道不差什么。只是她走的时候,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没有。

姥姥的离开反而像股麻绳,将妈妈她们兄弟姐妹四个缠得更紧。那个有着白色沙发的房子现在叫做我家,而表姐家则搬去了城市边缘的别墅区。进门的时候,寒气冲击下,家的味道显得更加熟悉,是妈妈身上的气息,不是三姨的香水味了。妈妈还给所有墙都盖了一层新壁纸,颇有股不中不洋半生半熟的味道。走进书房,表姐的钢琴立在那里,我的钢琴则被留在了曾经的家。

我又回到客厅,左侧的小沙发上,爸爸半倚着,歪着头看电视。
 
“怎么不去大沙发上坐”,我随口一问。
 
“好像……在别人家一样”,他带着点听起来近乎腼腆的笑声回答。
 
我望着那沙发,对他苦笑:“我也是。”
 
那一晚,我突然又开始做小时候常做的那个红色噩梦。我发现自己假装不存在的记忆突然碎掉了,碎片在脑子里从四面八方向我发出攻击。

我看到我们四个一起坐在那沙发上,三姨开玩笑,问我和表姐以后要找什么样的老公,将各种男人数落一番之后,拎起身边的张叔说:“就找你张叔这样的。” 我看到妈妈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地工作,晚上回家后还要点开张叔发来的微信语音时,我每次都不得不立刻找到耳机播放音乐盖过那声音。我看到我在三姨和张叔面前时时刻刻被放在秤砣上评价,从小学时被三姨笑称“瘦得像非洲难民一样”,到大学时三姨转达张叔委婉的“你再瘦10斤就正好了”......
 
所有的碎片里,我看到他的淡然自若和我的不知所措。



05

就像被蚊子咬,被叮的时候仿佛毫无察觉,直到那红色的包在你的皮肤凸出,觉得疼痒难耐,才恍然大悟。周围的人也怪怜惜你,总是要搬出一些不知是安慰还是责怪的逻辑:“是你的血太甜了吧”,“是不是没喷花露水呀”,“叫你不好好在家呆着跑到外面耍”,“你看我就没被叮呀”。严谨得你自惭形秽。

而一旦发现你对那蚊子包做了什么,他们定要细细密密地嘱咐一番:“不要挠呀越挠越痒”,“挠了可就留疤了我告诉你”,“假装它不存在就好了”。

很多年来,迟钝的我并不知道那蚊子包叫什么,只是默默遵守“不要去挠”和“假装不存在”的箴言。偶尔疼痒难耐的夜晚,那想说出一切毁掉一切的冲动也被更多的利弊权衡打败。

那妈妈要去哪里工作呢?要怎么面对她一生不愿远离的家人和故乡呢?我能像三姨负担姥姥一样负担妈妈未知的未来吗?我还能和姐姐如往日一样自在相处吗?更自私一点想,妈妈现在又能为我做什么呢?而我能面对那些随着伤疤揭露时,可能让伤口再感染一次的安慰或责怪吗?

我不知自己是几岁学会权衡利弊的,但天平上写着大大的“弊”那一边的砝码,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重。在我最坏的设想和梦境里,所有人心知肚明但一切如常。

我无法告诉妈妈,就像妈妈无法告诉我姥姥去世的消息、她与爸爸离婚的消息和无数类似的时刻。我们互相自以为是的“为你好”,陷入“我牺牲你要内疚”的模式而不自知。我的妈妈,那个怕婴儿时期感冒的我被纸巾擦疼鼻子而用嘴将我的鼻涕轻轻吸出的妈妈,那个因为爸爸把我宠得无法无天而要掩盖自己的温柔承担严肃角色的妈妈,那个高考前一天为了让我开心跑到楼下给我放烟花的妈妈,那个在落满初雪的车窗上写上我的名字“*我爱你”的妈妈,那个不能完全理解我但全盘接收我突如其来的愤怒的妈妈,那个在大学以后对我说“你现在什么都跟我说真好”的妈妈。

于是我的大脑又开启了新的保护机制,放弃思考那件事,以一种受害者就该获得补偿的心态生活。读本科的那几年,每学期开学前我都会收到一笔乱花才花得完的生活费,而每次妈妈要求我发给三姨的“钱收到了谢谢三姨”的短信都会抽干我几天的时间精力与无用的自尊心。我将自己逃到消费主义的庇护所里:十几种颜色没什么本质分别的口红迷住我的眼,在异国制造一场又一场梦幻表演的偶像抢占我的心。花着钱,我感到被补偿,我感到应得。我才不要感恩愧疚那一套,我要心安理得,我要自由快活。

大三那年,借着学校的出国交换项目,我申报了表姐所在国家的一所学校。通知书下来的时候,不怎么分享生活的我向整个朋友圈宣告,从头至尾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假思索地就想去那里。

我在租金最高的单人公寓里看着每月六千人民币左右的租金账单时,拒绝了这些年来终日酗酒无所事事的父亲的电话,往嘴里塞着最廉价的垃圾食品,想起三姨前几日视频电话时的那句“你张叔说了,两个姑娘一样,都一样供”,讽刺地觉着父亲身上那些我所不耻的东西不是正一点点在我身上浮现?那薄弱的意志力,和那寄生虫一样的一边明里索取一边暗里谩骂。

我想起我背后的那颗痣,一颗很大的痣,按照迷信说法意味着我要一生因父母而背负很多生活。我想起我的耳垂,小的近乎没有的耳垂,面相上没有福气的耳垂。我想起表姐,有着大大的耳垂、背后没有痣的表姐,有福气的表姐。
 
这辈子,就这样吧,我曾认命地想。



06

疫情猝不及防地打乱所有节奏,正在寒假中的我和表姐不得不困在家中继续还有一学期的网课。三姨一家也无法像前几年一样去海南过年了,这倒使得2020年那个新年变成了几年来人最齐全的新年。

那时三姨刚从一场大病中渐渐恢复,妈妈和大舅每日都去她家,吃饭打扑克聊天,愈加感恩这不普通的普通生活。三十儿一早,按照我家的习俗,要一家人炖手扒肉吃。姥姥走后,我们变为在三姨家吃这顿饭。

妈妈在厨房忙前忙后之余凑到我身边小声问我:“诶你进门时和你张叔打招呼了嘛?”我用含混的“嗯”做了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赶忙回到餐桌上。

三姨和张叔换上了红色的衣裳,映衬着三姨的气色好了不少,但骄傲的她仍因生病的打击而不安:“昨天我和老张出门,隔壁家的问我,这是你儿子啊,你们说好笑不好笑。”

大家都略带谨慎地边笑边说道:“还不都是你把你家这个打扮得这么年轻。”张叔依旧带着羞怯地笑,不知怎么回话的为难模样。

正好妈妈问了一句张叔公司的事,三姨圆眼一瞪:“大过年的还说公司呢,这两个工作狂可凑到一块儿了。”

家人们又忙打马虎眼:“那可不是亏得他俩成天忙活,咱们才吃得上这大龙虾嘛,快吃快吃。”大龙虾摆在手扒肉旁边,张牙舞爪的,像坐错了航班的乘客。

三姨感慨道:“这么一遭,可是真的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咱们这一家这么好,放哪里都难得。”张叔扶上三姨的肩膀。坐在饭桌正中间的他们两个,红衣服,红脸蛋,全世界的红色都环绕在他们周围一样。

“你咋没穿个红的”,我揶揄身旁低头吃肉穿着睡衣的表姐。

“穿了就得被拍照,还得被发朋友圈。再说,也太难看了。”我俩偷偷笑成一团。

这些大团圆的温情时刻,蚊子包偶尔阵痛的时刻,我靠着这些小小的欢乐提醒自己:忘记了就不痒了。假装和沉默,是支撑这幸福空气的小小颗粒,吸入再呼出,构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最近,三姨和张叔决定将我们两家正在住的房子分别转到表姐和我的名下。房主三姨、共同所有者张叔,以及我和表姐四人一同去办理过户手续。表姐家住的别墅走赠予,我家住的房子走买卖。

三姨上楼去交税时,办理手续的工作人员突然发问:“卖房人名下还有其他房子吗?”

“有。” 

“多少套?”

“记不清了。” 张叔回答。

工作人员只得在电脑上一一查询:“学府路**号5楼*号是她的吗?” 

张叔略思索一下:“对,但是这个已经卖了。” 

表姐在一旁疑惑:“这是啥房子?还有这个房子?” 

“就是老房子,最早的那个5楼。” 张叔答,语气没有什么波折。

“哪个5楼,我都不记得了。”表姐看起来还被疑惑萦绕着。

我心头不时冒出的“表姐知不知道”的疑惑彻底消散了。隔着两三道门,我们两条看似缠绕的线,实则拥有完全不同的记忆,和完全不同的人生。



07

被困于这个房子的日子,在妈妈依旧每日去三姨家的日子,我常常独自在家,不得不面对这个只有我独自呼吸的空间。那些小小颗粒在风中散掉,我不得不看到那本还留有张叔标记的钢琴名曲集,不得不去真正面对那颗红肿多年的蚊子包。

性、性教育、性侵犯这些字眼,从未在我们家的交谈中出现过。直到我已成年多年,妈妈提到相关事情,仍一直都用“那个”这种不知所云的词替代。“那个”,一个语言无法触及的地方,也是思维无法触及的地方,是想象之外的世界。好像,不说出口,就不会发生。

提到买水果的阿姨最近在和她老伴生气,她给我解释前因后果:“哎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她老公和妹妹有一次,那个,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她怎么又说起来了,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当与我同看《我的天才女友》青春期的女主被中年男人猥亵,她着急又惋惜:“哎你说她被,被那个,为什么不叫人呢,房东就在隔壁,她叫了房东一定能来帮她啊,哎你说她还读了那么多书。”

当读到我送给她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时,她难过又迷茫:“你说思琪被……为什么连怡婷也不告诉呢,她们俩还会唇语,要是说了是不是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呢,哎她一个人承受那么多。”

一个个“她为什么不”,听起来都像是“你为什么不”。我失去语言,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好像脑子里的浆糊堵住了嗓子。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所有的解释都需要被咬的人来做出呢。就像没人问蚊子为什么咬人,那背后的原因好像合乎天理,顺其自然。

妈妈,为什么让我伤口感染的是你呢。为什么在我走夜路害怕打电话打不通狂跑回家后,你面对我的气愤只是说“能发生什么呢”。为什么在我拒绝独自在家时别人来修热水器时,你要用仿佛我在无理取闹的语气说“都是认识老多年的熟人了”呢。又为什么在我崩溃哭泣之时,你紧紧抱着我说“只要我在一天妈妈就会保护你的,不要怕”呢。

但是,我问自己,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求被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所限制的妈妈理解所有她不曾经历的一切呢?为什么我所有的埋怨总是撒向她而不是同样缺失的爸爸呢?为什么我甚至从没想过问那个人一句“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呢?我回答不出。我无数次困在这里,总是失去语言。



08

表姐要去外省上班了,她离开的前一天我去她家与她告别。第一次独自打车过去的我,并不能准确找到她家的位置。

于是,我循着妈妈车停靠的位置,在左右两栋房子中纠结了一会儿,选了右边的那家,熟稔地打开院子门,还略带自信地敲门,准备分享我的找路经验。

谁知迎面而来的是一张陌生但平静的脸,我惊慌地道歉。阿姨友善地笑:“没关系呀,这边每家每户都长得一样,是很不好找。你这是要找谁家呀?”

我说了三姨的名字,她指着左边笑,就是这家呢。我再次表示抱歉和感谢准备离开之时,一位蹒跚学步的小朋友,穿着红色背心,突然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我并不能分清孩子的性别,后来才知道是这位阿姨“认生的外孙女”。

她黑溜溜的眼珠直直地看向我的眼睛,似乎刚学会说你好。然后她以一种好像每天都和我打招呼的亲切与热烈,将她学会的所有语言倾倒于我。

“你好”,“你好呀”,“你好”。

我们一遍遍地只说着这一句话,却好像分享了一箩筐心事。失掉语言的我,在那一分钟里似乎也找回了说“你好”的力气。说再见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变得小得几乎看不见,而周围那么多像她一样的女孩,正在长大,正在变得像我们,而又不应该像我们。

回到家后,我仍在回想凭空得到的那位小天使的莫名信任。看来有时确实会从天而降美丽的礼包,爱丽丝。

我盘起腿坐在钢琴凳上,发现自己还能背着弹奏十几年前考级的练习曲。手指有些僵,指法还是有很多错,高音区也走了音,但仍在一曲一曲地弹着。我还是会想起那些碎片,但我也还能想些别的。





作者后记
写下这个故事是我的bucket list之一。写之前感觉整件事情和情绪不写出来就要吐出来了,过程中情绪很多波折,但很幸运有恕行老师的陪伴以及从很多女性身上汲取的力量,现在这件事的一部分终于变成了脱离我自身的文本存在于这世上。它帮我记得,代替我痛苦,而我也有力气去做更多事情了,生更多与我无关的气了。
关于熟人性侵和漫长的沉默,我们谈论得实在是太少太少,大概每一位有类似经历的人都有和我相似又完全不同的束缚和沉默的理由。无论如何,我希望你知道我们不止有这么少,希望你也有力气过不逃避自己的生活。"Outlive them all!" 
最后,回看最初想写下的原因,我发现自己漏下的或者说还没有能力清晰讲述的是家庭(延伸家庭)内用爱和完整等等话语掩盖的暴力和压迫的存在。正好最近在看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希望下面的一段话能说出我没能好好表达的。
作为公共领域统治及其理论无法触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家庭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是“友爱的乌托邦”。私人领域无论何时都可能转化为一个封闭专制的小王国。由于家庭的共同体神话的生命力过于顽强...... 当遭受性暴力的孩子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时,大人们不予理睬或只是称孩子只是在撒谎而已(Macleod&Saraga,1987)。仿佛比起家庭的现实,人们更希望保留家庭的神话。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有权力统治,还存在赤裸裸的暴力。 
当不把家庭看作为“整体构造”的时候,儿童遭遇性暴力的问题才能显现而出。(Macleod&Saraga,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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